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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难为──妈妈们面对移工保母时的情绪困境

时间:2020-07-18  作者:

母「职」难为──妈妈们面对移工保母时的情绪困境

我曾经读到一篇台湾报纸家庭版的文章,其标题大言不惭地写着:「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内容郑重地警告僱用外佣的台湾女性,不论妳在职场上有多成功,也不应该放弃做家事,那是基本的「女人的工作」,否则先生小孩都会对妳产生负面的看法。

面对社会对她们背离了传统家庭分工型态的指责,僱用菲佣的女性必须重新定义并协商家务的社会意义:她们尝试区辨有哪些部分的家务劳动是社会允许可转由市场仲介的,而无损于她们作为「好太太」、「好妈妈」的形象。

女性雇主通常将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给佣人,但将连繫家庭成员情感的工作留给自己负责,最明显的就是三餐的準备烹调。先前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这项家务工作涉及的不只是买菜和烹煮,也包括「建构家庭」的情绪工作,奠基于对于家庭成员的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的重视与了解(DeVault 1991)。烹煮食物也涉及对于料理的文化知识,而这对一个外籍移工来说,有其困难之处。这些因素都强化了「老婆/妈妈煮的饭」的社会象徵意义(明显地体现在酱油等料理广告中),很多台湾女性雇主因而把準备丈夫和孩子的餐点,视为她们表达对家人情感的机会。

有些女性雇主天天料理三餐,而有些雇主只有在丈夫或孩子要求时,才洗手做羹汤。先前提过的电气行老闆淑文,描述了她如何在僱用菲佣之后,仍觉得应该或想要为她的丈夫準备餐点:

昨天我忙得要死,回家去他〔先生〕跟我说:我肚子饿ㄟ,你没有买吃的回来喔?我说煮水饺好不好,〔他说〕好!煮三十个!我虽然很累了可是我还是去煮水饺给他吃。
不是你们家菲佣煮?
平常都是她在弄,可是她那时候正在做别的事,我也不想要她停下来帮我煮三十个水饺,而且,平常我都不弄东西给我先生吃,昨天他这样讲,我就想好,我去弄给他吃。

有些女性雇主,即使丈夫没有要求,她们也主动去为先生準备「爱的餐点」,因为担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被家务移工所取代。一位菲籍家务移工唱做俱佳跟我说了一个她的女雇主争着和她準备早点的精采故事:

几天前有个早上,男老闆醒来了,我问他:「Sir,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先生,你要喝咖啡吗?)」〔甜美有礼貌的语气〕,他说,OK〔模仿老闆对镜梳头,一眼都没有看她、冷淡的回答着〕,然后呢我就煮咖啡、切了一片蛋糕,老闆娘就跟我到厨房来,很兇的说:「Don’t make coffee for my husband! Let him do it himself.(不要替我先生泡咖啡,让他自己弄!)」我说:「OK, Ma’am.(好的,太太。)」第二天早上,我说:「Sir, good morning.(先生早。)」然后我走到厨房去,假装没事的样子,先生又来了〔模仿他梳头髮,没有正眼看她〕:「Lucy, make coffee for me!(Lucy,帮我泡咖啡!)」老闆娘听到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她的头髮还是乱七八糟,她的眼睛还是肿肿的,可是你知道吗,她立刻冲进厨房,煮咖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在缺乏安全感的驱使下,这些女性雇主不知不觉地将她们与家务工作者的关係转变成为一场在烹调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而丈夫则成为这场竞赛里的裁判(不论他们是否认知到或实际参与这样的角色)。我认识的许多年轻菲籍移工,都感受到女性雇主对她们的敌意与隐约的竞争态度。下面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我的老闆娘不喜欢我化妆,有一次我们全家出门,她看见我涂了一点口红,我们已经坐在车子里头了喔,可是你知道吗?她居然跑进房子里去擦口红!
太太总是跟我说她先生不喜欢吃我煮的菜,我煮的东西不好吃……可是先生会到厨房来跟我说他很喜欢,她是在嫉妒。
为什幺?
她觉得 insecure 吧,我猜。

「妻子的嫉妒」在家务移工的闲谈之间,是常常听到的八卦情节,同乡朋友们也经常断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于女性雇主的忌妒。二十多岁、五官肤色接近华人的 Maya 告诉我,男主人曾因对她友善而引发了夫妻之间的紧张关係:

有一次先生问我我生日是哪一天,然后他说,喔,那是下个礼拜,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太太就说,我会买蛋糕。可是下礼拜的时候先生买了蛋糕,太太就很生气,说:「你干幺去买这个?我说过我会买啊。」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害我连蛋糕都没有吃到〔笑〕。又有一次,太太出国出差,先生、小孩还有我去野餐,等到太太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她好生气,所以我就不再跟先生说话了,我只有在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才跟他说话。

「我的眼光没那幺低」是许多台湾丈夫用来安慰妻子、降低她们对外佣的担虑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外籍女佣被认为是「不够文明化」以及「落后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资本和台湾妻子竞争。但另一方面,这些「热带女人」的种族化形象又在女主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她们丰满的身躯会让男主人抵挡不了诱惑,而且具有主动诱惑男人的天性。和其他国籍的家务移工相比,菲律宾女佣尤其容易被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籤,因为西方社会常基于该国的性产业与「邮购新娘」的印象,而将她们汙名化为因为爱钱而不惜牺牲道德的女人,会以性来交换金钱或移民的机会。

男主人也常与家务移工保持距离,尤其是女主人在场的时候。许多受访者解释,身为「大男人」的他们若主动与女佣谈话会觉得很尴尬,除了害怕妻子误解外,他们认为家务乃女人之事,不足以挂齿,也是原因之一。

女性移工也常自发性地减少与男主人的接触,以缓和女主人的焦虑或避免被性骚扰。标示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是家务移工表演顺从的一部分。在工作时,她们会避免清凉暴露的穿着,并用宽鬆的衣服让身体「去性化」、失去曲线,以让自己不同于「一家之母」。她们也会避免与男主人目光交会,甚至不与其微笑或谈话。此外,她们也会技巧性地讚美女主人的外貌与时尚品味。

另一组类似的三角关係发生在女性雇主、家务移工与雇主小孩之间。男性雇主可以主动减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触,但是孩子无可避免地会和外籍保母之间发展出情感上的连带,因为后者本来就是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临更强的焦虑,并採取更积极的方式来维持母亲与保母之间的界线。

照顾小孩不只是一种体力劳动,也是一种「爱的劳动」。雇主除了希望家务移工可以看顾孩子、帮忙沐浴、餵食、托育等,也期望她们能将爱、感情与承诺投注在孩子身上。有些台湾女雇主会跟我抱怨外籍女佣提供的孩童照顾品质不佳。美莉如此描述她的菲籍女佣:「她照顾小孩的方式就是餵她、看着她、哄她睡觉……真的就只是满足一些基本需求而已。不像我们,我们会希望孩子能够成长、我们会想跟她玩、我们会想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并不享受或了解这个过程,她不会付出太多,你知道的,爱。」

美莉不满她的菲籍女佣提供给孩子的爱太少,但若她的女佣投注了过多的爱,那幺,美莉将可能陷入嫉妒、被剥夺等的情绪中。母亲雇主面对一种情绪上的两难困境:她们希望保母爱她们的小孩,这样才能减轻她们把孩子留给其他人因而遭受未克尽母职等批评时的焦虑;然而,如果孩子和保母发展出深刻的情感连带,甚至将保母误认为母亲,她们又会因此忧心忡忡。

在日常的生活实作中,母亲雇主的解决之道是发展出阶层化的母职劳动分工。换言之,她们如何能让保母成为母职的伙伴(partners),但确保她们的角色只限于母职中的一部分(part),而无取代母亲之虞?

全职且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妇较能轻易化解这样的担虑与母职分工的问题,因为她们有充裕时间可以陪伴小孩,僱用移工的目的本来就只是为了把家中的杂务转包出去,以让她们专心陪伴照顾小孩。在这样的分工下,女雇主可以将家务移工的角色界定为「佣人」,而保有她自己不同于女佣的「母亲」地位。这种地位区辨对家中其他人而言也是必要的。

一位在有钱人家当女佣的菲律宾家务移工告诉我:「我的女主人对我说,有次我在陪小孩玩时,她的婆婆跑去告诉她:『为什幺要让 Theresa 和你的孩子那幺亲近?她只是个女佣,我绝不会让我的女佣靠近我的小孩。』」

「精神层面的母职」是那些母亲认为可用来确认自身地位,以及强化与孩子间的情感连带的家务工作。换尿布,整理小孩混乱的玩具房等与骯髒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给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唸故事书给孩子听、帮忙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很少被指派给家务移工,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文化「不适合」或「不够格」完成这些工作。

帮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们同睡,是另外两项我访问的台湾妈妈经常保留给自己的母职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涉及与孩子的亲密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建立亲子连带的重要情境。对家中有学龄期儿童的父母来说,接送小孩上下学也是一种可以彰显其情感价值与象徵意义的日常仪式。

母亲与保母之间在母职劳动的阶层化分工方式,除了工作内容上的分工,还可能是母职风格上的区隔。人类学家 Margery Wolf(1972)如此描述她在 60 年代的台湾观察到的亲职风格:父母相信他们若像是子女的朋友,他们便不能「教」孩子,因此,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孩子稍微长大后,就在身体上和情绪上都和孩子维持较疏远的态度,主要的育儿原则是「管教」,因为台湾的父母相信,让子女养成父母所期待的行为的唯一方式,就是严厉地惩罚不符父母期望的行为。

然而,台湾新一辈的年轻父母逐渐发展出与他们的成长方式截然不同的亲职风格。在台湾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影响下,一个家庭的平均小孩数目只有一、两个,少数的孩子,成为父母与祖父母的掌上宝。台湾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也允许当代的中产阶级父母有能力为他们的孩子购买昂贵的玩具、国外旅游,以及各式各样的教育课程。

当代台湾的亲职风格,正逐渐朝向美国社会学者 Sharon Hays(1996)所谓「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认为孩子的养育该是以孩子为中心、专家导引、高度情感贯注、密集劳务投入、以及花费大笔支出。同时,亲职的传统概念,也就是强调纪律与管教的原则,也仍然影响着当代台湾父母育儿的风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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